三皇，夏商周，這是古代歷史的傳統框架。殷墟的發現證實了商代歷史的可信度，但在此之前，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引來諸多質疑。
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我們對中國早期文明的了解。什麽是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否獨立起源，中華文明如何起源，中華文明為什麽延續至今等等，都可以得到比較合理的答案。
正名:什麽是中華文明？
65438年至0995年，吳紅先生的《中國早期藝術與建築的紀念》壹書在美國出版，得到了強烈的反響、好評和批評。
貝格利先生是批評者之壹。他指責吳紅的壹些罪行，包括:所有在中國領土上的早期藝術都是“中國的”嗎？四川三星堆文化的祖先，他們會說漢語嗎？江浙良渚文化的先民，他們會說漢語嗎？他們能算是“中國人”嗎？
在貝格利合著的《劍橋中國史》中，他批評了中國學者過去所謂的“中華文明”:對古代中國的研究長期被“中華文明”的概念所扭曲，這種概念沒有很好的定義，是建立在後人的想象之上的。
就在科索沃事件爆發之際，李陵先生撰文支持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築中的紀念，並將該事件比作“學術科索沃”，以此來批判西方壹些學者的“學術霸權”。
霸權主義是個大帽子，西方學者當然不願意承擔。
民族主義也是壹頂大帽子。中華文明，夏朝，中國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溯源工程，經常被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簽，中國學者不願意承擔。
“中國”到底是什麽？什麽是“中華文明”？“中國”是永恒的嗎？這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韓建業先生的《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壹書，直接受到了“學術科索沃”的啟發，李陵先生、葛、徐洪、何壹、李新偉等人也對“中國”是什麽進行了探討。
“中國”這個概念是不斷發展的，它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內涵都不是壹成不變的。但也有相同的地方。
如果把“中國”理解為當前國家領土範圍內的空間概念，“中華文明”壹詞無可厚非，但這只是為了參考方便。
當然有進壹步的合理性:壹是基於中華文明的延續，今天的中華文明確實與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前奏有關；兩者都是基於中華文明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多元整合。沒有廣闊的空間背景，我們無法理解中國文明的演變。
蘇先生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劃分為六大植物群(即:1。以燕山長城為重心的北方；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部；3.中原以關中(陜西)、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為中心；4.環太湖東南；5.西南環洞庭湖和四川盆地；6.南部以鄱陽湖-珠三角壹線為中軸線)。張廣智先生曾提出“中國互動圈”。李新偉先生強調“中國史前社會上層的遠距離通訊網絡”。六大植物群之間的“互動”和“遠距離交流”是“中華文明”產生的重要背景。
“中國”、“華夏”、“朱霞”等概念有族群認同和地域認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認同。“中華文明”的建立正是基於這種文化認同。
中國文明的壹些特征在很早的時候就確立了。其中，“禮”是關鍵。
錢穆先生有壹句名言:“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在更高的層面上看中國的心。中國的核心思想是‘禮’。”
什麽是“禮物”？它很抽象，它流淌在中國文明的血液裏；也很具體，具體到青銅器、玉器等實物。
中國的“禮”通常被翻譯為日土？但這兩者很難等同。“禮”不等同於今天所說的禮儀、禮貌，也不等同於習俗。它是在禮制中進行的，滲透到禮制法典中。它與宗教關系密切，參與政權實踐。
“禮”的核心是等級制度，是社會復雜的結果。這個儀式不亞於庶人，它與人民沒有直接關系。
有人希望繼承和發揚這種“禮”，也有人斥之為“吃人的禮教”。無論如何，它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文明。
布公先生和陳永用先生認為，中華文明起源的標誌是“禮”，在新石器時代已經萌芽，確立了中華文明的基調。
為什麽漢儒沒有雲:“中國是禮義之國。”在古人眼裏，“禮”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線，是四夷與中國的分界線。
據古籍記載，舜出自東夷，禹出自西羌，出自，孔子“欲居九邑”。不管他是不是野蠻人，只要他接受了儀式，就可以納入“中國”。所謂“中國是中國的”(漢語)，四夷可稱為“朱霞”和“中國”。
最遲在4300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加劇，中華文明多元壹體的格局確立。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如牙掌、青銅禮器等，廣泛分布於長江大江南北，顯示了中國文化同質性的增強。
“中國”不在於血緣，不在於地域，更多的是文化傳統。中華文明強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輻射的影響力，要在這個基礎上理解。
自我起源:中國文明的原始本性
中國的文明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外來的？
在古代，這絕對不是問題。壹直都是“中國”在向周圍輻射。“華夏”怎麽進口？
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向外傳播，中華文明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19年底，英國學者拉克伯裏提出黃帝是從巴比倫遷來的。此外，有人認為中國的祖先來自埃及、印度和中亞。
當時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前所未有的薄弱，於是信仰西方。西方也暗示中國文明長期落後於西方。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了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的發掘，拉開了中國現代考古發掘的序幕。他發現仰韶文化的彩陶與中亞的彩陶相似，於是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是從西方傳入的假說。
當時的疑古運動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古史觀念，“三皇五帝”不再被視為歷史中的信仰，很多學者開始在考古中尋找精神。安特生的考古發現似乎為西方提供了證據。
山東龍山市子牙和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是中國學者獨立開展考古工作的標誌。自此，中國新石器文化獨立發生和發展的脈絡越來越清晰。通過對考古文化序列和彩陶傳播路徑的研究，學者們發現所謂的“彩陶之路”確實存在，但彩陶是從東向西傳播的，而不是之前認為的從西向東傳播。
在學術界，西方已經成為過去。
但在所謂的“民間科學”圈子裏，西方還是有市場的。比如有人認為三皇五帝其實是古埃及的某某法老；有人認為周朝是猶太人建立的，因為猶太人的發音與周相近(其實猶太人的希伯來語發音與英語單詞Jew相差甚遠)；也有人說，根據他對《山海經》的研究，中國文明來自西方...
先秦史是“民科”的重災區，甲骨文、周易、山海經首當其沖。
為什麽中國文明不是從西方來的？先說“中國人”、“中國文化”、“中華文明”這三個概念。
人類“走出非洲”論是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走出非洲”包括兩個層面:壹是原始人走出非洲，二是現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線索表明，原始人類起源於非洲，他們不止壹次地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但只有智人笑到最後是在10萬多年前。
雖然國內壹些舊石器考古學家仍然堅持從化石角度看東亞人種的持續進化和偶然雜交，但分子人類學研究已經從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DNA證實，全世界現代人的母系和父系都植根於10萬多年前的非洲大陸，我們都是智人的後代。現代人雖然也混雜了壹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人類的基因，但都是極少數。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元謀人都是已經滅絕的遠古生物。
大約在2萬到3萬年前，智人的壹個分支進入了現在的中國，我們所說的56個民族基本上都是他們的後裔。
中國人的祖先確實是外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和文明也是外來的。
廣義而言，“文化”包括人類所有的物質和精神創造。所以，從“人”開始，就有了文化。然而，在新石器時代之前，鮮有顯著的人類活動。
壹萬多年前，“末次冰期”結束，溫暖的間冰期到來，拉開了新石器時代的序幕。真正具有認同性、確立人類文化基調的“文化”，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發生的。
西亞的先民開始種植小麥，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先民開始分別種植粟(黍)和水稻，這就是“農業革命”。豐富的食物刺激了生產力的進步，制作石器變成了打磨石器，陶器成為了人們的重要工具，聚落生活越來越普遍。
以中國新石器文化為例，上善文化、裴李崗文化、興隆溝文化、後李文華文化、蓬頭山文化等考古文化逐漸登上歷史舞臺。這些“文化”都是獨立發生的，它們是中華文明的基礎。
什麽是“文明”？很多人傾向於用西方學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銅器、城市)來定義，“1+1+1=3”就是文明。
美洲文明缺少青銅器，印加文明甚至沒有文字，但沒有人否認它們是文明。雖然早期歐洲很多地方使用青銅和鐵，但並沒有進入文明社會。
如果壹個社會產生了壹個國家，那麽沒有人會否認它跨過了文明的門檻。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高級形態，社會復雜性是其重要表現。
大約5800年前，長江下遊的崧澤文化和淩家灘文化已經開始出現社會復雜化的跡象，階級分化越來越明顯。5300年前興起的良渚文化，被譽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示範”。
良渚古城占地約300萬平方米，城墻厚四六十米。良渚古城、“土造金字塔”焦墨山(上面有宮殿基址)及周邊堤壩的土方量約為654.38+02萬立方米。據推測，要完成這樣壹個項目，至少需要1000人連續工作十年。沒有相應的社會動員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良渚文化的墓葬、民居、聚落都體現出嚴格的等級制度，猶如金字塔般的社會結構。鼎、鬥、壺、璧、玥、琮等禮器在良渚文化中都有。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禮”可能已經出現。
20年前，良渚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還存在爭議。隨著良渚古城及周邊水利工程的發現，良渚文化屬於“文明”是毫無疑問的。
良渚文化的發生根植於上善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等考古學文化，是壹種地方性文明。良渚文化大約在4300年前消亡，但其文明的某些元素在夏商周時期不時閃現，並融入中華文明的肌體。
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認為，世界上有六個獨立的文明，分別是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中華文明是六大原始文明之壹。
中國的文明是獨立發生的，但不代表在發展過程中沒有和外界交流。早在絲綢之路出現之前，中華文明就與西亞和中亞有過間接接觸。小麥、牛、綿羊、山羊、馬、戰車和青銅冶煉技術逐漸傳入中國，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註入了活力。
我們不能說這些外在因素影響了中華文明的原創性。中國文明的創造者生於斯，長於斯，與今天的中國人息息相關。中國文明的出現不是建立在冶金、小麥、戰車等基礎上的。它們主要是在“龍山時代”之後傳入的，在此之前中華文明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他們的引入並沒有改變中國文明的本質。
金屬冶煉技術在當時屬於高端技術，是否引進至今仍有爭議。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的祖先在掌握冶金學之後，又做了進壹步的改進和提高，塊模法和失蠟法的高超應用，成就了獨壹無二的“中國青銅時代”。中國古代青銅器主要是禮器和兵器，實用工具的比例很小。壺、豆、盆等原本由陶器制成的禮器已被青銅器取代，但其“禮”的內涵並未改變，因此中華文明並未失去自身的特色。
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鑒是正常的。人類發展的歷史本身就是技術和物種交流的歷史。我們不能因為冶金術不是在古埃及首先出現，就否定古埃及文明的原創性；戰車是舶來品，但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祖先也沒有發明的權利。人類文明是多元的，早晚會有優劣之爭，更沒有必要過度自尊或自卑。
悠久的歷史:中國文明的誕生
在傳統觀念中，中原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所謂四世同堂，也曾是蠻荒之地。
戰國時期的越國雖然以軍事實力著稱，但越人的文身在中原人眼中並不文明，或者說沒有“禮”。如果不是考古發掘，誰會想到四五千年前的長江下遊是壹個極其耀眼的文明城鎮？
長江中遊被視為蠻夷之地，但無論是新石器時代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都曾獨樹壹幟。
在考古發現面前，過去的中原理論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蘇先生曾提出“滿天星鬥”的理論。在中華文明誕生的前夕，星星真的很亮。
長江下遊社會復雜化的過程最為典型。在崧澤文化和淩家灘文化的鋪墊下，良渚文化強勢崛起，向外擴張。據徐洪先生說，良渚文化成了當時最亮的明星。
前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上遊的馬家窯文化、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群、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遊的屈家嶺文化也發展迅速。
有人說良渚文化已死，與中華文明無關。事實上，良渚文化衰落後，當地並沒有陷入文化斷層，近年來確認的前山陽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可以說是其後續。更重要的是，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如鼎罐與禮器的結合、玉琮等玉器、神人獸面紋等，都對後來的中華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300年前是壹個轉折點。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廟底溝文化等文化均已終結，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陜南陶寺文化、陜北石膏像文化、幹青齊家文化、江漢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崛起，“龍山時代”呼之欲出。
“龍山時代”期間，多元融合進程加劇，人員流動空前活躍，中華文明面臨新的融合與飛躍。
歷史的聚光燈從浙江良渚轉移到了山西襄汾陶寺遺址。
據古籍記載，此地是五帝之壹的帝堯的都城平陽。陶寺發現了壹個約280萬平方米的城市遺址，樂器組，朱書法陶片，天文臺和壹些青銅器。更重要的是，陶寺文化和良渚文化壹樣，有著鮮明的社會分化。
很多人認為陶寺就是傳說中的杜堯平陽。
也有學者認為與夏朝有關，陶寺所在的晉南盆地就是文獻中的“夏遺址”。
陶寺的興起似乎不是當地文化的自然演變。陶寺文化早期有很多來自周邊地區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東方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陶斯的沒落也是壹個不正常的事件。中期以來，陶寺文化似乎發生了轉變，大量來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出現。後期陶寺外來人口劇增，早中期墓葬被有意識地破壞。
有人因此懷疑，姚晚年被舜囚禁可能是史實。
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傳說中的堯舜雖然活躍在山西南部，但也有壹些線索提示他們來自東方。而代禹發跡的，似乎又有西北羌戎的背景，而禹生於西羌的說法在古籍中不勝枚舉。
陶寺以北是近年來發現的何苗苗古城。它位於陜北神木，面積400多萬平方米，規模空前。不同於同時期更早的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它是用石頭而不是夯土建造的。
世茂文化與地區的齊家文化關系密切，它們分布的地區在後人眼中是羌戎之地。
陶寺考古隊隊長何毅先生認為，陶寺在後期已經成為依附於世茂權力中心的殖民地。
大約4000年前也是壹個轉折點:這壹時期氣候波動劇烈，水旱失調，這大概就是大禹治水傳說的歷史背景；這就是傳說中的夏朝建立的時間點。這也是以世茂為代表的北方勢力大舉南下的時候。
我們不妨有更多的聯想。
大約3800年前，何苗苗和陶寺都淡出了歷史舞臺，“龍山時代”宣告結束。新寨文化醞釀之後，河南偃師二裏頭誕生了。
陶寺雖有王度天氣，但考古觀察到的勢力範圍暫時局限於津南盆地。而二裏頭則不局限於羅易流域，勢力範圍空前擴大，被視為真正的廣域王權國家。
李玟先生把龍山社會分為高地和低地兩部分。二裏頭文化浸透了高地龍山社會(包括陶寺、何苗苗、齊家)的血液，也融入了東部低地龍山社會的文化。多元融合的進程進壹步加快。
多數學者認為二裏頭文化全部或部分屬於夏文化，二裏頭是夏都。但從時間上來說，如果二裏頭文化和夏天有關，那只能是“少康中興”之後的夏天。
二裏頭考古隊隊長徐洪先生稱二裏頭為“最早的中國”，何毅先生認為陶寺為“最早的中國”。無論如何，它們都是“中華文明”震撼人心的史詩般的序幕。
有人質疑“中國上下五千年”，也有人抹殺殷墟之前的中國歷史。雖然我們已經找到了殷墟之前文明的蛛絲馬跡，但由於缺乏像甲骨文那樣不言而喻的直接文字材料，我們仍然很難寫出詳細的早期歷史。謝天謝地，從良渚到陶寺再到二裏頭，中華文明的早期圖景確實已經越來越清晰了。
流動的長度:中國文明的延續
中國文明以其連續性而聞名。近年來實施的“中華文明溯源工程”，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壹，是唯壹從未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所謂“世界六大文明”，就是上面提到的六大原始文明。
我們今天使用的語言和文字有著千百年來壹致的發展脈絡。即使是沒有受過古文字訓練的現代中國人，也能通過字形猜出壹些甲骨文和金文。但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文字至今未被破譯，如果沒有發現羅塞塔石碑和貝塞斯登碑文等材料，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仍有可能被破譯。
這是因為作為文明載體的人已經改變了。埃及和兩河流域現在都是阿拉伯人的天下，語言、文字、宗教早已改變。至於相當於中國“龍山時代”的哈拉巴文明，也因為某種原因消亡了。印度文明是由雅利安人創造的。
中國的文明怎麽能延續幾千年？
饒宗頤先生曾指出，這與漢字的特點有關。歐洲的音標適應語言，隨著語言的分化和方言的出現，出現了不同的書寫體系。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具有更強的穩定性。雖然中國有不同的方言，現代漢語的發音與古代漢語相差甚遠，但漢字拉近了不同時代和地區的中國人之間的距離。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載體。經典通過文字傳承，民族精神通過文字延續。漢武帝只尊儒術，儒術從此成為中華文明的壹大部分。而儒家則是三大傳統的主要繼承者。
漢字最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只是商人的占蔔記錄，因為刻在龜甲和獸骨上，所以壹直保存至今。李學勤、邱希貴等古文字學家曾指出，商代的主要書寫載體應該是簡牘。簡化書容易腐爛，難以保存。
甲骨文是以形聲字為主的成熟文字體系。很難想象漢字生來就有白胡子。
良渚、陶寺、二裏頭等遺址也發現了許多雕刻符號，有些符號可以用句子讀出。這些符號存在於陶器、玉器等器物中，因載體的特殊性而偶然留存下來。它們很分散，很難解釋，但至少它們提醒我們，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能會被進壹步追溯。
有些文明崩潰後，原來的人可能還存在，只是在文化上被征服者完全同化了。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征討和征服，但是中國的文明並沒有被打破。
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處於半封閉狀態，東邊是大海，西邊是高原和沙漠。雖然與其他地區的文明有所接觸，但它們之間的交流和沖突壹般不大。阿拉伯帝國雖然強大，但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給中華文明帶來危機。波斯等重要鄰國與古代中國長期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系。
至於中國的各民族，長期相互交融，是中華民族的前輩。雖然不同民族之間相互競爭，但他們普遍對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有著深刻的認同。所以，無論哪個民族建立王朝，都自覺接過了中華文明的接力棒。
多元壹體的格局和強大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國文明延續的重要保證。可以說，中華文明的長河之所以綿延不絕，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起源時期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