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文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比自己小近50歲的女人，就是丈夫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胡友松。事實上，胡友松當天刻意隱瞞了自己的身份，因為相關人員害怕胡友松的身份會刺激到老人。
那壹天，當她看到這個牙齒掉得很少的百歲老人時，胡友松只覺得鼻子酸酸的。當她站在老人面前，看著她吃橘子的時候，她想:“如果德公(李宗仁)在這裏，她現在會是這個樣子……”
不知不覺中，胡友松又壹次想到了她思念了20年的丈夫李宗仁。有那麽壹會兒，她覺得他的聲音和樣子似乎與病床上的李秀文不謀而合。難怪她如此恍惚。這是她第壹次見到丈夫去世後壹直陪伴在身邊的人。
正當胡友松出神的時候，李秀文的侄女附在她耳邊說:“這位女士專程從北京來看妳。”聽完之後，李秀文飛快地向胡友松點了點頭:“謝謝！”
聽到這句“謝謝”，胡友松完全恢復了健康。她笑著走到李秀文跟前說:“妳家老頭真強壯。”
李秀文聽著，但她點點頭，沒有接茬地說“坐下”。看她坐下後，繼續把剝好的橘子瓣往嘴裏送。橘子瓣在她嘴裏被打得整整齊齊後，她把橘子籽壹顆壹顆吐出來。
胡友松看著這壹幕，只覺得溫暖。那天，她和她有壹搭沒壹搭地聊天，仿佛他們根本不是對手，而是初次見面的遠房親戚。
這是胡友松和李秀文第壹次見面，也是他們這輩子最後壹次見面。我們唯壹壹次見面時，我們了解了很多關於胡友松的思想。對胡友松來說，這次會面是她壹個願望的終結。
見到李秀文後，胡友松更加欽佩她的丈夫李宗仁。走出病房時，她喃喃道:“她是個善良孝順的老人，跟妳(李宗仁)很般配。”
完成這個願望後，胡友松開始在丈夫的家鄉桂林尋找壹個“秘密的地方”。這個“秘密的地方”在文革中被丈夫無數次向她提起。他當時不止壹次跟她說:“不行，我們就去桂林鄉下養鴨。”
後來，李宗仁還津津有味地給她描述“養鴨的地方”。李宗仁非常高興，胡友松非常激動。當他意猶未盡的時候，李宗仁也說:“以後，我壹定要帶妳去看看那個地方。真是個好地方！”
這個“秘密”根植於胡友松的心中。丈夫死於直腸癌後，她常常有意無意地想起這個地方。慢慢地，這個地方變成了壹個非常神聖的存在。每每想起這個“養鴨場”，胡友松的心裏就暖暖的。
但是，這個地方真的不好找。事實上，從京到桂林的第二天，胡友松就開始尋找丈夫口中的“養鴨之地”，但在丈夫老家臨桂縣兩江鎮浪頭村丈夫故居附近，她找了無數遍，仍未能找到所謂的“養鴨之地”。
我越是找不到，胡友松就越想找到。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平靜生活”，是他們的“桃源”。她怎麽會不想找呢！
胡友松終究沒有找到“養鴨場”，但即使如此，她仍然對這次桂林之行非常滿意。此行，她不僅將丈夫的部分遺物捐贈給李宗仁故居和紀念館進行重建，還走訪了丈夫的故鄉。結婚三年，他跟她說的桂林風光她都去看了，她還親自品嘗了他口中美味的“桂林米粉”。
壹切都好得不像真的，可他終究不能陪她。
正式退休的胡友松回京後，報名參加了老年大學。這個學習計劃還是她丈夫生前指導她學習的字畫。
胡友松第壹次接觸書畫是在1966嫁給丈夫的時候。當她第壹次看到丈夫蒼勁有力的書法作品時，她感嘆道:“德公，妳的字寫得真好看，像畫，但比畫更挺拔。”
李宗仁聽了她的誇獎，說:“書法好學。有空我教妳。”
果然，下壹次她有空的時候，李宗仁握著她的手，教她練字。也是在這個時期，李宗仁偶然發現了她的繪畫天賦。所以他鼓勵她學習畫畫。
在李宗仁的鼓勵下，胡友松真的拿起了畫筆，她甚至當著丈夫的面臨摹了徐悲鴻、齊白石等國畫大師的畫作。看到妻子對繪畫的熱情，李宗仁自然大加贊賞。
有壹次，李宗仁過生日，胡友松特意畫了幾張畫掛在小客廳裏。李宗仁看到後大吃壹驚。他把他的秘書程思遠叫來，說:“思遠，快來。佑松正在家裏辦畫展呢！”
李宗仁的另類贊美，讓胡友松在繪畫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個沒學過畫畫的女人，漸漸變得越來越“像”了。這壹切自然讓李宗仁欣喜不已。
每次想起初學繪畫時的情景，胡友松的眼裏總是不由自主地噙滿淚水。每次提起畫筆，她總會想起和老公的種種。胡友松最喜歡畫梅花，不僅因為“梅”曾經是他自己的名字，還因為“我丈夫最喜歡梅花”。
除了梅花，李宗仁還喜歡看妻子抄徐悲鴻的《孤獨的貓》。這幅畫是李宗仁的最愛。他總說，“貓的表情，壹副落寞、孤獨、痛苦、悲傷的表情，再加上‘落寞和誰說話，又是壹年發呆’，真的很有意境。”
因為李宗仁喜歡，她總是在業余時間為丈夫臨摹這幅畫。她臨摹的次數越多，就把貓畫得越生動。胡友松畢竟認識李宗仁。她知道文革的時候，他因為孤獨，不被允許走動，感到了說不出的孤獨。看她畫貓只是壹種排遣寂寞的方式。
只要想起《孤獨的貓》，胡友松就能想起丈夫回國兩年後的艱難處境:隨時應對復雜的情況，身體時好時壞，最後被查出直腸癌並做了手術。
因為丈夫是“大寫的人”李宗仁，胡友松的壹生註定不平凡。在她和丈夫結婚的三年裏，因為看到了太多的風風雨雨，她的成長出乎意料的讓自己吃驚。
但這些都不是丈夫給她的最重要的財富。李宗仁給她的最大財富是她學會了愛。她是壹個被遺棄的孩子，她的養母對她不好，有時甚至會無緣無故地打罵她。從小生長在壹個沒有愛的家庭，她壹直覺得自己極度自卑，不知道如何去愛別人。
正是在丈夫的小小影響下，她明白了什麽是愛，學會了愛。通過丈夫，她的生活真的變得圓而充實。
真正讓人成長的是愛，愛能讓人堅強，讓人柔軟。胡友松永遠不會忘記他是如何在丈夫的愛中變得“柔軟而堅強”的。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人如此毫無保留地愛過自己。
她會永遠記得有壹次從自行車上摔下來後他緊張的樣子。他小心翼翼地給她擦著藥，“抱怨”她不會照顧自己。那天晚上，他也無數次爬上去查看妻子的傷勢。後來她每次出門，他都警告“禁止騎車”。
在意識到丈夫全心全意的愛後，胡友松開始用行動回應他。生活中，她壹直對他無微不至，他的喜惡她都記得清清楚楚。他生病後，她壹直沒有離開，怕她出壹點差錯。
和老公關系越深，她就越怕他離開。然而，他畢竟比她大了將近50歲。當她嫁給他，他們在壹起的時間將進入倒計時。
因為極度害怕失去，李宗仁重病期間的壹個晚上，她壹度想到了自殺。她害怕失去丈夫後的孤獨生活，這超出了她的想象。於是，壹天晚上，她決定在丈夫死前，在另壹個世界等他。
做出自殺的決定後，胡友松走到窗臺旁的櫃子裏，拿起醫生開的壹周的安眠藥。她做過護士，她知道這個量足以殺死她。就在她準備壹口吞下安眠藥的時候，護士突然推門走進病房，說:“李宗仁的葡萄糖快用完了。”
護士的大嗓門把胡友松的意識拉了回來，在床上昏昏沈沈躺了壹天的李宗仁睜開了眼睛。醒來後，李宗仁輕輕叫了壹聲“若梅”。胡友松聽到她的丈夫告訴他手裏拿著安眠藥，走到他身邊。李宗仁看著妻子說:“妳瘦了，壹定累壞了。妳需要休息。”
胡友松不禁感到悲傷，眼淚不爭氣地流了下來。直到那時，她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的行為有多自私。
那天晚上，李宗仁再次入睡後，她把安眠藥放好，自言自語道:“我再也不能走在德公的前面了！”
最終李宗仁沒有了生死之敵。臨走的時候，他壹直喃喃自語:“我放心不下妳。”他走的時候，臉上還留著最後壹滴淚。她用自己的臉擦掉了。
李宗仁死後，胡友松深受打擊。她覺得她的世界已經崩潰了。奇怪的是，這個時候，她醒了，她意識到自己不能跟她走了。是的，她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料理他的後事。
因為丈夫在動亂中去世，他的屍骨火化後，被告知只能放在普通骨灰盒裏。那種骨灰盒是39元壹個，胡友松看到它時不禁感到難過。她自言自語道:“德公畢竟是個大寫的人，怎麽能放在這麽小的骨灰盒裏呢？”
所以，為了把李宗仁的骨灰放在壹個像樣的骨灰盒裏，胡友松決定請人送壹次。她想了想，含淚對工宣隊說:“請給壹個大壹點、體面壹點的骨灰盒，讓從海外回來的人，在李瑟娥宗仁的骨灰盒時，有壹種特別的感覺，讓大家知道他回到大陸後受到了尊重和待遇。”
宣傳隊聽了這話，小聲說:“我認識李宗仁先生，他愛國淳樸。妳可以把他換成更好的。需要120元。這對妳來說夠了嗎？”胡友松壹聽，趕緊連聲道:“夠了，夠了！”
後來，胡友松在壹年的清明節給丈夫的墳墓加了壹個蓋子。經過這樣的“裝飾”，胡友松感到安心了。
現在，每年清明節，她都早早地拿著鮮花去祭拜她的德公。她送給丈夫的花從來不是買來的，而是她特意采摘的野花。采回來後，她會提前把它們養在壹個盛滿水的瓷瓶裏。
用瓶子養野花是李宗仁在的時候經常做的事。每次她摘野花放在家裏，他都贊不絕口。
所以她壹直覺得，如果把花瓶放在他墓地的銅像前，他在泉下知道了會很開心。她依稀記得，丈夫去世前，她曾以自己的野花為寫生對象作畫。
說到繪畫，胡友松現在確實進步了很多。這不是她悟性的突然提高，而是多年努力學習和刻苦練習的結果。在沒有李宗仁的日子裏，每當想起她，就忍不住開始畫畫。畫的多了，畫的技術自然提高了。
所以進入老年大學後，她的畫總是很拔尖。後來她的作品多次被高價拍賣。胡友松捐出了每次拍賣的收益。
僅在1998的抗洪救災義賣中，胡友松就向災區捐款5200元。每次有慈善活動，只要有她能用的東西，她都會欣然前往。
她的想法很簡單:德公是愛國愛民的抗日英雄。作為妻子，她也應該繼承他的優秀品質。
在努力做慈善的同時，胡友松壹直有另壹個願望:她想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願，為國家統壹做貢獻。
李宗仁生前壹直對胡友松說，他回國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促進臺灣省的統壹。正因為這個遺憾，他在彌留之際，特意讓妻子給殷打電話，對他說:“我回來後，想在臺灣問題上做些工作。那些想法我還沒來得及跟周總理說，就跟妳提了，哎！”
正因為這個未竟的遺憾，李宗仁在生前給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壹封信中特意說:
胡友松非常清楚地記得這最後壹封信，因為當他口述的時候，她正站在她丈夫的旁邊。作為深愛丈夫的妻子，胡友松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國家統壹”在李宗仁心中的重要性。但作為壹個弱女子，幫助國家統壹太難了。
但她總覺得自己也許能幫上忙。
但是胡友松壹生都沒有為祖國統壹做出任何貢獻。李宗仁死後，她幸免於難，她也流離失所。後來，她成了北京市第壹檔案館的文史研究員。這份工作是胡友松自己選擇的，也是因為她的丈夫李宗仁。需要說明的是，他生前最喜歡讀的資料是文史，也經常讓她給自己讀壹些文史資料。
胡友松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因為這讓她覺得自己似乎還和她的德國丈夫在壹起。
從文史館退休後，總覺得離丈夫很遠的胡友松總是情緒低落。這期間，書畫成了她唯壹的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難以忍受的孤獨。在此期間，她嫁給了壹名技術員。但是因為丈夫的粗魯和自私，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
1995年，看似看透了世界，又看似對世界漠不關心的胡友松在北京廣濟寺皈依佛門，法名妙慧居。從皈依佛門的那壹刻起，胡友松就下定決心不再關心世俗事務。
但在1996，臺兒莊李宗仁紀念館建設的相關負責人找到她，請她協助建館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甚至將自己珍藏了幾十年的大量李宗仁文物捐贈給了紀念館。這些文物被送到紀念館的那天，她的眼裏閃著淚光。
從那以後，每年胡友松都會去臺兒莊的李宗仁紀念館呆上幾個月。她非常喜歡這個地方。這是她丈夫曾經帶領戰士用生命守護的地方，這裏有他的血。所以留在臺兒莊，她總覺得踏實。
即便如此，胡友松也不想壹直呆在臺兒莊，因為她不想給臺兒莊自己造成任何麻煩。所以，每年忙完幾個月，她都會回到北京的小院養花、作畫、抄佛經。
在北京和臺兒莊之間來回奔波很長壹段時間，這在普通人看來是壹種擲地有聲的事情，在胡友松看來卻是壹種“幸福”。她喜歡在這兩個地方之間穿梭，而這種愛自然是源於這兩個地方:壹個是她和他結婚三年後生活過的地方，壹個是他流過血的地方。
2007年，胡友松再次來到臺兒莊。年底了，她買了很多年貨，準備在臺兒莊過壹個豐盛的春節。但是當天晚上，她突然腹痛。去醫院檢查後，確診為直腸癌。
當她得知自己和丈夫得了同樣的癌癥時，她顯得非常平靜。後來她甚至半開玩笑地說:“我得了直腸癌，我和他得的是壹樣的病。等我死了，我們同坐壹條船。”
皈依佛門、篤信因果的胡友松甚至覺得自己得了這種病是命中註定的。而這個註定的結果，依然被她認為是她最好的歸宿。
2008年1月16日，胡友松在市立醫院接受了手術。手術前，醫生讓家屬簽字。胡友松笑著說:“我唯壹的親人已經離開了。我壹個人。我自己來簽。”
胡友松的手術非常成功，醫生至少安排了五次化療。但到第三次化療時，她拒絕繼續化療。有人問她為什麽放棄治療，她只說:“化療要花錢，希望渺茫，不想給臺兒莊的老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負擔。”
當他說這話時，胡友松的臉明亮而平靜，他看不出任何痛苦或悲傷。
出院後，69歲的她身患癌癥，堅持生活自理。因為時間不多了，她決定不回北京，留在丈夫守護的臺兒莊。當被問及這樣選擇的原因時，她說:“只有這樣，我的丈夫才能和我最親近。”
之後，靜靜等死的胡友松在自己家門口貼了壹塊牌子，上面寫著“自習勿擾”，她開始安排自己的事情。其實這些大多是關於丈夫李宗仁遺產的記述。
遺囑內容之壹是，她將把自己的全部家當、幾千塊錢、幾千塊港幣捐給臺兒莊，成立慈善基金。她的遺囑最後的內容是:個人存折裏的10萬元工資全部給寺裏的佛友和有需要的人。
立完遺囑後不久，6月4日，165438+胡友松因全身無力、高燒不退而去了醫院。醫院的診斷是全身的癌細胞已經擴散。聽到診斷結果後，胡友松只是笑了笑，她再次拒絕了所有的治療。後來她出院，去了離臺兒莊不遠的德州慶雲縣，住在壹個海島金山寺。
到寺僅壹周，6月25日下午6點，165438，胡友松平安離世。
胡友松去世後，她曾經住過的紅頂小樓壹直矗立在李宗仁紀念館旁，就像李宗仁晚年給予他的陪伴。
直到今天，胡友松歷時十余年建成並觀看的臺兒莊李宗仁史料館，依然是關於李宗仁最有意義、最有趣的存在。這座博物館見證了李宗仁的偉大壹生，也見證了胡友松和李宗仁的非凡感情。
博物館二樓樓梯上總掛著壹幅紅梅畫。這幅畫是胡友松自己畫的，為博物館的英雄氣概增添了壹絲美感。
“梅”是的名字，也是李宗仁最喜歡的花，最能代表她的壹生。陸遊《詠梅》中寫的胡友松的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