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壹部大書，不盡全力也能壹代壹代讀下去；或者像胡適說的，是壹個大“箭垛”，讓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向他射我們想要的東西；或者，正如我曾經說過的，它是壹個大雪球。當他壹代又壹代地翻過時間的坡道，壹代又壹代的人都能把自己的東西附在上面:既是對屈原的新發現，也是壹種價值的欣賞。是的，物質上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就去世了，但精神上的屈原卻在永遠成長，而且日益繁盛，碩果累累，遮蔽和滋養著我們國家和人民的精神家園。屈原的代表作《離騷》，就其具體的構思而言，其實並不怎麽高明，這當然會惹惱很多人，但我懇求他們讓我誠實地說出我的看法。《離騷》敘事中有三個對象:君子、自己、小人。簡單來說，忠君標誌著對士子自由的否定，對士子“棄天下如棄吾鞋”自由的否定，也標誌著另壹個概念的確立:“忠君。”這和荀子是壹致的，荀子比較孔孟，特別強調這個“忠”。忠誠和懷疑都是怨恨。這種抱怨來自於“忠誠”。忠義猜忌而產生的“怨念”，很接近“妾之道”，相當自卑，不值錢。更糟糕的是，離騷還把自己的不公正、異化、放逐歸咎於“小人”掩蓋了自己的榮耀，汙染了自己的清白。這個“小人”就像第三者，介入自己和國王之間，導致自己被拋棄。不可否認，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始於屈原。對外國權威的皈依和依賴導致了先秦諸子自由精神的衰落。屈原的選擇，標誌著只剩下壹條路:放棄君主專制下的主觀選擇，除了特定君主的認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幾乎是個死胡同。賈誼和晁錯的悲劇都已經發生在屈原那裏了，難怪賈誼對屈原壹心壹意。好在《離騷》中也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和贊美，很大程度上洗去了“忠君”帶來的汙垢，保持了自己的潔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諸子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並未崩塌，屈原仍有精神支撐。有點讓人意外的是，正是屈原忠於君權，這種桀驁不馴的人格精神才顯得尤為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沒有人能比得上屈原:他如此強調自己，堅持自己，如此誇贊自己(很多人在此基礎上認為《離騷》不是屈原寫的——他們的依據是:壹個人怎麽能這樣誇贊自己呢)。正是這種矛盾，使得屈原在幾乎所有時代都被壹些人肯定，而被另壹些人否定。我想提醒大家，我們在大力宣傳屈原忠君愛國的同時，壹定不能忘記他的個性。這後壹點可能是屈原最寶貴的東西。誰能讓他的人格像他壹樣面對世界的碾壓，永不屈服？誰能像他壹樣用自己的人格讓世界的戰車停下來？誰能像他壹樣悲慘，誰能像他壹樣英勇？誰能像他壹樣成為真正的軍人？中國古代優美的抒情作品太多，但像《離騷》這樣氣勢磅礴的交響樂太少。單就篇幅而言，可謂史無前例，372句，2490多字。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長的壹首詩，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記錄。而其復雜的結構、豐富的主題、深刻的情感更是讓人嘆為觀止。作為壹首抒情詩，我們不能不佩服屈原自身思想和人格精神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也要註意它的形式特征。正因為有了自己的情節，壹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壹樣，壹層壹層地打開，壹層壹層地深化，滲透到精神的深處，行進到原初精神的開闊地帶。有“情節”的歌詞，壹定是象征性的，隱喻性的。因此，象征和比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手法。與《詩經》中的比喻相比，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比喻和自己情節的運用，如上天入地，求女占蔔，是壹個巨大的飛躍。不管怎樣，屈原仍然是中國歷史上第壹位偉大的詩人。“第壹名”，因為他之前並不是什麽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都不好找。《詩經》中也有很多可以考的作者，有幾個在這個叫《經》的集子裏保存了相當多的詩，但我總覺得《詩經》的偉大是整體的偉大。如果分開，可以說每首詩都很精致，很藝術，很有個性，但絕對不能說“偉大”。壹個“大詩人”必須具有偉大的人格精神，這種人格精神可以教育後人；必須有偉大的藝術創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壹格，既有示範性，又有不可持續性。應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是當之無愧的。就前壹點而言，屈原成了精神的象征。雖然歷代根據不同時代的需要，對他的精神價值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我們有時理解為“忠君”，有時理解為“忠民”，有時理解為“愛國”。總之，他已經成為不同歷史時期精神力量的源泉之壹，重要的思想資源之壹，人格精神的誘因之壹。就後壹點而言，“屈平詞掛日月，楚王亭臺空山”，他後半生為數不多的藝術創作，已經超過了楚王室——也是他的祖先——幾百年來所定下的世俗政權的成就。他在詩歌創作上的誌向和人格，“雖為日月爭光，亦可”——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相同評價。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壹句褒義詞。而屈原的藝術創新，“詩人之後，詩人辭官之前”，超越經典，超越義理，構建了自己的偉大話語，“衣披詩人，非壹代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對他的評價。歷史人物司馬遷和劉勰，在各自的領域裏，都對他的精神和藝術、人格和風格給予了最高的贊賞。屈原的影響和敬仰在斯裏蘭卡可見壹斑。其實屈原的作品數量並不多。班固在《韓曙文藝誌》中列出了25篇文章，這25篇文章的標題分別列在劉向的《楚辭佚》和王逸的《楚辭》中。分別是:離騷1，九歌11。壹篇被梁啟超稱為“所有楚辭中最奔放、最深刻的作品”的《招魂》不在此列，頗感遺憾。近壹段時間，很多學者主張這是屈原的作品。雖然我不擅長考證，但從情感上來說，我希望這部作品的版權屬於屈原。很多年前，我去了青海，呆了17年，時常想起家鄉(我是土生土長的楚)。每次背《招魂》，尤其是最後三句，都不禁感慨湛江水面上有壹株楓，而我的目光卻在千裏之外。魂歸，哀江南。我們知道這首《哀江南》是後來被北伐的江南男子庾信臨時拼湊而成的，其序言是文學史上的名篇。此外，即使在《遊記》、《蔔居》、《漁父》25篇中，也有很多人否認是屈原的作品。作為學術研究，他們說的都有自己的依據，但我沒心情做這樣的判斷——我不太喜歡他們的“依據”，因為“依據”本身並不穩固，所以我還是跟著我的“心情”走。這三篇還是屈原的作品。妳看這句話多好:唯有天地的無限感嘆人生的漫長勤奮。我聞不到過去和未來。多麽孤獨啊！壹個人好像突然掉進了壹個漆黑無底的宇宙黑洞，敲打著地面，毫無回音。近千年後，幽州舞臺上的陳子昂仍在唱著這首曲子。再看這句話:早上誰能陪我玩，誰能放松？誰啊。！誰和我壹起享受草地？！我只向微風生長，伸展我的感情！誰能寫出這樣的句子，除了屈原，除了這個被命運的風雨攪得半死的家夥？蔔居，就是屈原活在世上的樣子。好像只有屈原才會問這麽大的問題。屈原壹口氣問了18個關於人格、性格、人生策略、道德原則的大問題給太蔔鄭占銀，讓鄭占銀無言以對。是啊，這麽深奧的問題誰能回答？世事渾濁不清:蟬為重，千人輕。黃鐘毀，瓦當打雷。男人高傲，智者無名。誰知道我的廉貞？如果說《蔔居》講的是人在公共生活中是如何出現的，那麽《漁父》講的是人在私人生活中如何轉身面對自己。漁夫給出了隨波逐流，穿越人間的人生策略，但屈原則不忍被世俗塵埃以其自身的白色所蒙蔽。這確實是壹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人的倫理責任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們自身的自由。但在屈原身上，我們也看到，正是這種倫理責任的壓力，增加了屈原精神之流的壓力，使他的人格不斷向上，使他成就偉大。屈原的25部作品可分為《離騷》、《九章》、《遠遊》、《蔔居》、《漁父》三大類，是屈原政治社會生活的記錄，是他壹生的肖像，是他的精神史、苦難史、漂泊史，是他偉大與死亡的光輝見證。九歌(11)屬於第二類，是壹組深情的愛情作品，取自楚國巫術中的娛神之歌。屈原改造了它們，把它們變成了自己的原創，因為他把自己的熱情之心放了進去。第三類只有壹篇文章:田文。這是壹部獨壹無二的作品:不僅在屈原的作品中獨壹無二，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也是獨壹無二的、怪異的、令人震驚的。全詩1500余字，370余句，170余題。關鍵不是這170多道題，而是這種質疑的精神和勇氣。這種精神和勇氣實際上是人類精神的象征。人類的精神總是通過人類最傑出的分子——人子——得到最集中的表現。在他的第壹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痛苦:日月突然不溺，春秋取而代之。但草木散，又怕美人遲來。老冉冉來了，他擔心他的名字不會建立。長吸壹口氣藏住眼淚，哀悼人們生活的艱辛。為了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我死也不會後悔壹千次。修行的怨念是浩蕩的，絕不會被民眾看到。這個時候我好郁悶好窮。.....這是《離騷》裏的壹句話，充滿了“恐”、“大嘆”、“悲”、“哀”(悲傷)......騷人哭！為時間而哭，為短暫的人生而哭，為短暫人生中無盡的痛苦和挫折而哭。註意，他詩中的“人”是指“人”，“民生”是指“生活”，“人心”是指“人心”。他開始從“人”和“人”的角度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和提出要求。我們知道《詩經》中的憤怒往往是道德上的憤怒，是集體的憤怒。屈原的憤怒，雖然有道德支撐，卻是個人的。屈原向我們講述了他所遭受的具體冤屈:政治理想的幻滅，如何背叛他，如何侮辱他，殷和晉商如何詆毀他...他起訴這些人的人身傷害和不公正。他指責他們不道德，不負責任，道德和智力混亂，但這壹切都來自他自己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我們讀出了生命的感受，讀出了人的命運，讀出了壹個不甘的個體感受到的生命的尷尬，讀出了壹個在集體中保持獨立意誌的個體受到的壓迫甚至迫害。如果說，講究“樂而不淫，悲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經》對人生的感悟是犀利的，但又略顯平淡，那麽，被班固“顯才揚己”而怒而批判的屈原，其特點就是“以情表怒”(“惜誦”)，“自憐”(。這種尖銳，壹方面當然是對社會的切割，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內心的血腥剝離。偉大的人格從這壹灘血中站立起來。我難過的時候也難過。擁抱如慧藏淚，觸摸玉津波濤。我們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含淚的詩人。我看到壹個詩人，他總是掩面哭泣；我看到了壹個“憤懣抒情”的詩人，面對風雨，不停地詛咒世間的惡；壹個形容枯槁，面容憔悴的詩人，在河岸上歌唱，唱著長歌哭泣，含淚寫著詩。但他不脆弱，不求饒，不退縮——不，從來沒有。他已經從人群中走了出來，成為壹個孤獨而傲慢的個體，反對壹切，他再也不會退縮:他也是心善的，雖然死了九次也無怨無悔！雖然我的身體沒變，但是我怎麽懲罰我的心！《詩經》的世俗精神是偉大的，但另壹方面，它恰恰消解了個人的意義，消解了人格與社會的對立，從而阻礙了人格的張揚。它入世的深度只是降低了它人格的深度。而屈原，因為他已經被主流社會拋棄了——他的放逐是壹個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他的“旅程”是他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他有壹種深深的孤獨。當和脆弱的個體壹起面對命運時，人格在絕望中顯示出它的高度、深度和完善。劉勰說楚辭“氣壯山河，詞至今人，驚天動地，燦爛輝煌，難與之合”，而魯迅則說楚辭“振聾發聵，壹生傑出”，與《詩經》相比，他說是“言之長，思之奇，文之美，意之清，而不在心。屈原被群眾拋棄了。有人會說，只有和王父子拋棄了他。但對於高度認同體制的屈原來說，被這對父子拋棄，足以讓他感到孤獨。如果屈原是壹個脆弱的人，或者性格不夠堅定，他也許會努力改變自己，回到人群中去，但偏偏他是壹個固執的人，壹個根本不肯屈服的人，壹個沒有遭受壹絲汙染的純粹的人，壹個死也不後悔的人，於是就有了這樣壹場驚心動魄的對決:壹方面， 世俗權力和權力控制下的人民及其思想，另壹方面是壹個壹心想永不屈服的孤獨個體。 屈原的偉大就體現在這種對抗中。他失敗了，因為他采取了相反的立場，從不屈服。他的成功和輝煌，他的榮耀和夢想，也是因為他采取了相反的立場，不肯讓步。所以我曾在《屈原:無路可走》壹文中說:“屈原對後世的影響，是因為他的失敗，是個人對歷史的失敗，是人格對社會的失敗，是理想對現實的失敗。“屈原的作品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關於壹個具體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軀與社會和文化發生碰撞，並被毀滅的記錄，是壹部關於人類自由和幸福的啟示錄。所以，如果說《詩經》是北方世俗生活的記錄，反映了周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被命名為“現實主義”，那麽《離騷》就是壹部苦難靈魂的記錄。《詩經》反映的是人生的沖突，而《離騷》則是從人生的沖突走向內心的沖突。”離騷猶憂”(司馬遷)，“離猶苦，騷猶憂，明已憂為言”(班固)。沒錯，《離騷》就是壹個堅強不屈的人格的痛苦心聲。它體現了人格的深度，以及痛苦所能達到的深度。是自我覺醒、自我堅持、自我奮鬥，是追求自由、幸福和個人信仰的曙光。所以我說，屈原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幾乎都是偉大的精神，偉大的人格，偉大的境界，巨大的痛苦，巨大的煩惱，巨大的疑惑，大愛大恨，巨大的悲傷，巨大的歡樂的“大詩”。他直入人格深處，從不淺嘗輒止，從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他走上了這條不“中庸”的瘋狂之路，至死都沒有回頭。他憎恨邪惡，變得憤怒，他哀悼自己，受傷了。相比《詩經》中的克制，他的文學形式、篇幅、情感真的是“猥瑣”(過分)。所以我曾經說過，《詩經》中的任何壹首詩，單獨列出來，都是略顯微不足道的，它們是靠著群體的分量在文學中占據壹席之地的。屈原的作品，如《離騷》、《田文》、《招魂》等，以及《九章》中那些傑出的標題，都能在詩歌之林中獨樹壹幟，成為壹道風景，被稱為“大詩”。也就是說，在他的九歌中，寫的是辛酸與痛苦，寫的是愛與癡，寫的是愛與悲，寫的是希望與思，都讓人有壹種驚心動魄的感覺:伏於朱之北，兩眼發痛，憂心忡忡。秋風習習，洞庭波在樹葉下。(《湘夫人》)讓人內心深處突然覺得又嫩又甜，不抱在懷裏就忍不住。但秋風不知從何而來，在洞庭興風作浪，落葉飄零，山河變色，令我們心涼...秋蘭是綠色的，綠色的葉子是紫色的莖。琳瑯的女人，忽然與余獨處。二話不說，義無反顧的走了，乘著回風載雲旗。悲傷不是悲傷，而是離別，歡樂不是歡樂，認識了新朋友。《九歌》與《詩經》中的愛情詩相比，境界更高，意蘊更深，韻味更持久。事實上，《詩經》中的愛情詩都來源於具體的“愛情事件”，即都是具體愛情經歷的記錄。而《九歌》中的愛情詩卻沒有這樣的背景，純粹是出於對愛情的想象。所以更抽象，更有哲理，是壹種哲理性的愛，所以也更有象征性。如果說《詩經》中的情詩讓人感到親切，愛著俗世的溫暖和幸福，那麽《九歌》中的情詩則讓人徘徊，讓人感到憂郁，懷疑俗世幸福的可能性和愛情的真實性。屈原是悲劇的，他的生活是悲劇的，他的藝術也是悲劇的。他洞察了世界悲劇的本質。即使是熱烈的愛情，他在寫出它的溫暖和令人心碎的溫柔的同時，也寫出了它周圍的冰冷，讓人無法停留在夢裏，無法如月，無法如雲，無法如水...他的愛情詩可以升級為哲學，成為哲學寓言。屈原的作品被稱為“楚辭”。什麽是《楚辭》？壹句話，《楚辭》是楚詩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民歌藝術營養的基礎上創作的具有鮮明楚地語言色彩的新體詩。”《楚詩人》、《楚民歌》、《楚地方語言色彩》說明《楚辭》中的“楚”字，《新體詩》則說明此詞不是詩經的舊體詩，而是自由奔放的雜體詩，篇幅長而廣，感情深而曲折深刻。”其對後世文章的影響更是三百余種”(魯迅《中國文學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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