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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敬之文學

“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我們是抗日軍人。”采訪賀敬之時,他唱的是魯迅藝術學院的校歌。抗戰時期,藝鷺以其精神食糧滋養了賀敬之,使他成為著名詩人。因此,賀敬之對抗戰和藝鷺如此激動是可以理解的。

追求理想的坎坷之路

何敬之少年時,在山東易縣北羅村(今山東省棗莊市)壹所私立小學讀書,就開始接受先進思想的教育。當時抗日戰爭雖尚未全面爆發,但日本已占領東北三省,救國呼聲已遍及全中國。何敬之說,當時學校幾個老師都很積極。不清楚他們是地下黨還是進步青年,但他們對我們年輕人的思想影響深遠。在這些老師的指導下,何敬之學會了唱《蘇武牧羊》、《余和歌》等歌曲,但讓何敬之感興趣的是文學。當時,學生的新課本中有不少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壹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如魯迅、巴金、和葉。語文老師喜歡向學生介紹壹些課外讀物。沒有課本,他們自己印刷,自己打印課本。

後來,在老師的鼓勵下,學生們組織了拉丁新文字社,何敬之任會長。何敬之代表學會用《拉丁新文字》給北京拉丁化新文字協會寫了壹封信,宣布學會成立,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總會很快給賀敬之回信,給了他們熱情的鼓勵,並送來了壹些閱讀材料,裏面有關於南方農民艱苦生活的連續報道,特別是紅軍長征和Xi安事件的消息。在閱讀這些作品的過程中,在老師的引導下,賀敬之向往革命和進步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心靈中萌發了。

1937年,賀敬之,13歲,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兗州師範學院。可是山河破碎,鄉下沒有壹片凈土可以放下課桌。不久,簡南遷,何敬之因年齡小被迫輟學回家。就在他在家極度郁悶,詢問母校搬遷事宜的時候,臺兒莊戰役打響了。何敬之回憶說,雖然戰場沒有涉及他所在的村子,但每天都聽到十幾裏外隆隆的炮聲,看到炮彈爆炸後的火光和硝煙。站在村子附近的小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戰場上的情況。坦克像蟲子壹樣爬行。村子不是戰場,卻是部隊來來往往,難民逃亡的必經之路。從他們口中,賀敬之了解到了戰爭的慘烈和日軍的暴行。這讓賀敬之更加痛恨日寇。

看到原本美好的家園被戰火摧殘,聽著祖國被敵人踐踏的痛苦呻吟,年輕的何敬之覺得自己不能再安靜地等待,於是決定尋找母校。當聽說山東所有學校都被流放到湖北,成為“國立湖北中學”後,何敬之找了五個人尋找母校。經過壹番艱難險阻,五個人終於找到了學校。何敬之說,湖北屬於第五戰區,是地方文化活動。

到處都在進行大量的反日宣傳。學校裏很少有正式的教科書。當時對文科最感興趣,喜歡看壹些進步的書。學生們還經常自發組織辦墻報,表演救亡劇。何敬之說,當時他很懷疑國民黨是不是真的在抵抗。後來聽壹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講述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對國民黨的不抵抗和指揮無能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國民黨更加痛恨。

1938年,隨著國民黨軍隊即將從武漢撤退,流亡學校也隨之轉移。何敬之跟隨學校師生穿越陜南,來到四川梓潼分校。在流放途中,許多學生帶走了壹些進步書籍和刊物,成為何敬之寶貴的精神食糧。壹路上,我壹有時間就看書,比如《大眾哲學》、《新華日報》,了解紅軍是怎麽長征的,了解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是壹所什麽樣的學校。何敬之的革命意識進壹步增強,心中也有了去延安的想法。何敬之說他很喜歡艾青和田甜的詩。每次拿到他們的詩,他都是壹口氣讀完,反復背誦。他能收集到的詩詞幾乎都能背下來。與此同時,何敬之和另外四名學生共同創辦了五鼎。

墻報,宣傳抗日救國。在梓潼,他開始寫散文、小說、詩歌,用文字表達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對國民黨政府軟弱的蔑視,對革命事業的向往。碩豐發表了他的長詩《北方的孩子》,《大公報》發表了他的抒情詩《夜已深》,《新民晚報》副刊也發表了他的許多詩作。何敬之說,當時寫的詩很多,保存下來的很少,有幾首長詩的草稿丟失了。但在國民革命和民主意識的指引下,前進的道路壹天比壹天清晰,熱愛文學的人越來越多。1940年,帶著對理想的追求和對延安民主革命的向往,賀敬之和四位同學在春天的晨霧中,悄然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壹切在何敬之眼裏都是那麽新鮮,潺潺的延河,高聳的寶塔山,穿著灰色軍裝微笑的人們,這壹切都把他帶進了壹個新的世界。在延安,何敬之交上了他在去延安途中寫的組詩《躍進》。正是這組詩顯示了他在詩歌方面的才華,使陸毅文學系主任何其芳決定錄取他。

受演講精神滋養的才華

在延安,何敬之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的養分,舒展自己的詩歌。在陸毅,周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課,周立波的“讀名著”課,何其芳的詩歌課,都是那麽精彩,讓他覺得知識的海洋是那麽浩瀚,有那麽多美麗的浪花。當時延安經常舉行壹些詩歌朗誦會,何敬之喜歡參加這類活動。他寫了《我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詩。1941年,侵華日軍瘋狂突襲根據地,國民黨掀起反* *高潮。受時代影響,何敬之的創作視角逐漸滲透到階級疾苦之中,相繼寫出了許多關於農民的詩歌。《小蘭姑娘》《紅燈籠》等作品深得大家喜愛。

但是,賀敬之的創作活動卻受到了毛澤東同誌在1942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極大影響,這是我國文藝史上的壹件大事。賀敬之認為,講話是在總結“五四”以來根據地、蘇區乃至國統區革命進步文藝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綱領,是宏觀的社會主義文藝,講話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形式,符合賀敬之思想理論的需要。

講話發表後,根據地開始了新秧歌運動。從1943到1944,何敬之壹直為秧歌隊作詞,作為秧歌劇的編劇,也單獨寫過壹些秧歌劇。賀敬之在此期間寫了很多歌詞,壹直傳唱至今的歌曲《南泥灣》就是賀敬之作詞,凱爾作曲,告慰359旅。1943創作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實生動地傳達了陜北農民在* * *生產黨的領導下“團結翻身”的火熱情懷。因為這首詞沒有署名,所以早就被誤認為是正宗的民謠了。這個“誤會”恰恰證明了作者深入陜北農民生活,體驗他們的感受,學習他們的語言的成果。何敬之用過中國。

普通人把自己對新生活的新感受,用自己喜聞樂見的形式寫出來。何敬之還寫了小型秧歌劇《盲人算命》、《拖辮子》和中型秧歌劇《周子山》。

說到秧歌劇,就不能不提到歌劇《白毛女》。何敬之說《白毛女》的創作是從1944下半年開始的。那時他已經是藝術團的壹員兩年了,他在深入生活、參與秧歌劇創作的基礎上接受了創作任務。當時,周揚、張庚提出要根據《白發仙女》的傳奇故事,創作壹部創新的、民族化的、大眾化的新歌劇。雖然《白毛女》是根據現實故事改編的,但要把它變成壹件藝術品,需要創作者深厚的技巧和藝術創造力..《白毛女》演出結束後,反響非常強烈,觀眾不停地抹眼淚、哭。當時,白毛女以其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讓千千絕對壓迫、剝削、蹂躪的中國勞動人民發出了強烈的* * *聲。在當時,它不僅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和消滅敵人的強大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藝術魅力感染和教育了壹代又壹代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