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正式創立於東漢未年。由祖天師張道陵創立其之所以於此時產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有著各種必然的聯系。 自秦始皇統壹中國至道教產生時的300余年間，宗教神學曾在社會上泛濫壹時。秦漢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大力借用宗教神學來為自己的統治作論證，如秦始皇“以為周得火德”，而秦代周則應為“水德”，於是下令衣服、旄旌、節旗等“皆尚黑”(水配黑色)，以此來迎合“五德終始”之說，又東巡封撣、祭柏泰山之神及齊魯地區的“八神”；漢武帝則試圖借鑒歷史上“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的經驗，“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大肆地設立祭壇以祀鬼神，他曾聽信毫人謬忌“天神貴者泰壹，泰壹佐曰五帝”之說而於長安東南郊設立泰壹祠壇”，又設“五帝壇”環居其下以求能得神靈佑護；漢哀帝時神祠已多達700余所，“壹歲三萬七千祠”。秦漢統治者對鬼神的崇信，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為宗教神學的孳衍提供了適宜的環境。 在先秦理性主義精神沖擊下而顯得疲蔽的宗教神學於這壹時期又泛濫開來，連儒家的繼承者董仲舒也曾試圖努力將儒學改造成壹種宗教，他將商周之時產生的“天”神擡出來作為“百神之君”，又闡述了壹套神秘的“天人感應”理論，認為“天”神能對人間的事情加以幹涉。此外，靈魂不死的觀念在這壹時期也很流行，如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畫即繪有人死後靈魂所去的“天堂”及“黃泉”。這壹時期興起的讖緯神學中也有種種關於天人感應、星象占蔔、呼神驅鬼、神靈司命的兌法。以上宗教神學的泛濫為道教在東漢末年的產生提供了適宜的環境。 秦漢時代，帝王經常求不死之藥、方士的修煉法訣，專以求仙為務的“方仙道”土們頻頻出入宮庭，向統治者鼓吹他們的思想並鼓動統治者加入求仙的行列。受其影響，秦漢統治者曾掀起過幾次大規模的求仙活動，如秦始皇任用徐市、盧生等率人人海求仙，漢武帝任用來大、公孫卿等“招致仙人”，淮南王劉安則招納賓客方術之土數千人從事神仙方術的研究，其門客還曾撰書“言神仙黃白之術”達20余萬言。方土們的頻繁活動及統治者對求仙的狂熱，勢必擴大神仙之說在社會上的影響。史載漢武帝曾將自己的女兒衛長公主嫁給為他求仙的欒大。又封欒大為“五利將軍”、“樂通候”等官職，這令壹些鉆營之輩極為眼紅，致使“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桓寬《鹽鐵論》又載當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汕”，由此可見神仙之說在案漢時影響之大。神仙之說在社會上影響的擴大，為道教在東漢末年創立打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但統治者為求仙而大肆揮雷民財，方士們多為鉆營之輩，這也導致了神仙家的聲譽受損。為了提高自己的聲譽，神仙家們又效法儒家“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當時在社會上很有影響的黃老之學，將神仙之說依托於黃帝和老子，並黃帝和老子鼓吹為已得道的神仙(這也是仿儒家神化孔子的做法)。至東漢末年，老子已逐漸被人們承認是壹位大神了，《後漢書》記載：“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165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詞老子。”這樣，道教在創立之時將老子塑造成教袒是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 西漢初期統治階級用黃老清靜之術治理天下。劉安和門下賓客多人編撰《淮南子》。道家和陰陽五行家進壹步合流。東漢時期黃老的概念趨於宗教化，老子已被神化。兩漢時期的宗教意識為道教的形成準備了思想條件。 方士結合黃老學說，產生了黃老道。東漢方士在政治上失意之後，轉變了他們的活動方向，有的轉向民間，有的進入山林，方士逐漸演變為道士。如《後漢書·隱逸傳》中大抵是這類人物，他們是方士，也是山林隱逸。
佛教在漢時傳入中國，逐漸盛行，也促進了道教的創教過程。